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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实与发挥
来源: 文艺报   发布时间: 2017-06-09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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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是当代文学一部具有经典意义的作品,它厚重的内容、丰富的意蕴,既是其他艺术形式改编、移植包括再创作的丰富资源,同时也给改编、移植和再创造设置了难度。从一般的改编来看,大体上有三种情况:一是完全忠于原著;二是基本或大体尊重原著的精神,保留原著主要内容的同时,又有对原著部分内容的改动,或在原著的基础上进行局部再创作;三是有选择地撷取原著几个人物及其故事,根据不同艺术形式的特点,进行改编和再创作。电视剧《白鹿原》的改编,可归为第二种情况,基本尊重,略有改动和发挥。当然,作品中人物和情节某些地方的一增一减,它所体现的意义也会有所改变。它大体尊重原著的史诗品格,基本上保留了原著的主要内容,同时在原著的基础上,根据时代的要求、观众的心理需求和电视剧艺术的特点,对原著的一些人物和情节进行了改写和创造,在内容的某些方面作了开掘、深化和充分展开。总体上看,电视剧《白鹿原》思想上具有相当的深度,艺术上有感人的力量,具有史诗的气魄,它的改编是可以理解的,也是相当成功的。

  史诗品格的追求,是《白鹿原》原著和电视剧的共同追求。陈忠实的小说试图写出“一个民族的秘史”,“秘史”就是心灵史,写这个民族原本稳定的生活方式和根深蒂固的“文化心理结构”如何在“皇帝死了”之后,新的社会秩序将建而未建,白鹿原这个乡土社会历经军阀混战、革命、灾荒、瘟疫、抗日、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等历史巨变和各种天灾人祸,农村社会的历史图景和农民生活的变迁,重在展现农村两代人在时代巨变面前精神与人格的守与变。电视剧《白鹿原》显然也在追求此般史诗品格,它将白鹿原乡民的生活与清亡以来社会的巨变紧密结合,清晰地展现了近现代半个世纪以来的历史行程在白鹿原这个乡土社会的刻痕。传统生活的冲击与守护,传统社会的崩溃与瓦解,不同性格的年轻人自觉或不自觉的理想追求和生活追求,他们的成长和变化,都与历史、与时代有着内在的联系。在白鹿原上,乡土社会及其近邻西安城、。如镇嵩军对西安惨烈的围困战,电视剧的展现更为充分。为追求史诗效果,全剧的画面精美讲究,很多大的景观和场面震撼人心,如白鹿原全景、山川风物、割麦场景、西安围城后掩埋死者的万人坑、祈雨场面等,给人的视觉冲击极其强烈。

  与原著比较,电视剧《白鹿原》的改编,对所要表达的主题思想有更为集中、更为突出的表现,这一点可能更体现了电视剧的艺术特点。小说更多的是描写客体的世界,写的是“他在”,所以,小说是“呈现”或“再现”,而非“表现”,作者宜“藏”,作者的见解是愈隐蔽愈好。陈忠实对其笔下的人物及其行事,总体是从人物的角度叙写,作者的感情倾向、文化归属、价值判断较为隐蔽,因此,关于小说中的人物及其言行,不同观点的人有时会有不同的解读,争议也就产生了。电视剧的受众面可能更广,因此,它对所要表达的东西需要有更为鲜明的表现。可以明显感到,电视剧《白鹿原》集中、突出地表现了以白嘉轩为代表的传统农民为人仁义、知行合一的精神。男一号白嘉轩角色的身份在某种意义上也确立了作品的主题思想。他坚守儒家思想和乡约规条,是白鹿村族人的主心骨,也是白鹿原这个乡土社会砥柱中流的人物。他腰杆直表示正气,讲人活着是“活人”呢意味着人既要生存,更要守规矩和有尊严、有脸面地活着。其他的几个重要人物,既是独立的艺术形象,也与白嘉轩构成一种意义互解的人物结构图,朱先生是白嘉轩的精神导师,鹿三是白嘉轩的影子――“义”仆,鹿子霖是白嘉轩的镜子――照妖镜,鹿子霖的自私、投机、滑头、无原则等性格特点恰成白嘉轩的反照。同时,与原著相比,与白嘉轩这样的老式农民相映成趣的是,电视剧《白鹿原》特别突出和强化了年轻一代尤其是鹿兆鹏和白灵的人物形象和戏剧内容,突出了以鹿兆鹏和白灵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风雨如磐的历史年代和民族危难的时刻,救国救民,舍生求义,强烈地表现出中国共产党人可贵的奋斗与献身精神,从而使这部剧作有了另一个鲜明的主调和主题。

  如果说,长篇小说主要是叙事和人物刻画的艺术,那么,电视剧作为一种现代化的戏剧艺术形式,它可能更多地重视在特定的时空中表现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基于电视剧艺术的要求和改编者对全剧的艺术把握和意义表现,《白鹿原》电视剧的改编,基本忠于原著,但对原著的个别情节也施行了必要的减法和加法,对个别人物的性格特征也有适当调整。比如全剧一开篇就是白嘉轩以粮食换媳妇,遭遇他后来的第七任妻子仙草,仙草的出身也改变了――本是白家老药房故人之女的仙草,改为贫寒山民之女的仙草,而原著开篇白嘉轩的六婚六丧经历也简化为白鹿原上的六座墓碑,内容精练了也集中了。白嘉轩种罂粟,原著是仙草的父亲吴长贵教的,这既反映了当时的历史事实,也表明在当时自然经济条件下白嘉轩简单的逐利行为,电视剧中种罂粟改为白嘉轩的狱友胡掌柜所教,而且只为药用。这个改动的用意,除了不再扯出白家故人吴长贵那一条线,也是为白嘉轩的行为给出一种“合理”的解释,以免损害白嘉轩的道德形象。电视剧改编最多并且充分展开的是鹿兆鹏、白灵以及鹿兆海这几个人物和他们的故事,剧中加了很多内容,使这几位走出白鹿原的优秀儿女的形象大放光彩,同时也通过他们深入地表现了那个时代。人物性格方面,似乎是为了与白嘉轩形成一正一邪的对手,与原著比较,鹿子霖的性格中多了一些耍赖和幽默。白孝文则更突出了他年轻时的软弱和动摇,这样就为他后来的被引诱和堕落做足了铺垫,显得顺理成章。《白鹿原》中女性少,田小娥无论是在小说还是电视剧中,都是最重要的一个女性,她不仅是一个独立的艺术形象,还是一位具有结构作用的人物,是她给仁义白鹿村带来了一种异样的气味,是她把黑娃、鹿子霖、白孝文以及白嘉轩和鹿三几个本来各是各的男子串联起来并结构成为一种复杂的矛盾关系,电视剧更是把她与孝文的媳妇也设计成一种激烈冲突的关系。与其他性格较为单一的女性不同,田小娥命运复杂,性格也复杂了一些,电视剧更突出了她要“活人”的一面,其愿望是既像人一样活着,也要活得有尊严,可怜她最无助,所以备受损害与侮辱,给白鹿原和整个世界留下了一下巨大的问号。

  优秀的作品无论写什么时代,都有很强的当代性。也就是说,作品的思想、精神和问题有了当代指涉,有了当代性才有可能上升到超时代的普遍性。感动今人,才有可能感动后人。创作是这样,改编也是这样。陈忠实《白鹿原》的创作,有文学“寻根”之意,探寻民族之过往,之来路,以昔视今,有很强的当代性。电视剧《白鹿原》的改编更重视当代性,剧中的人物和生活,特别是思想、精神和问题的指涉,都能唤起我们很多的想象,激发我们很多的思考。比如白鹿村人种罂粟突然发财了以后的精神迷茫,怎样“活人”,知行分裂和知行合一,,乡约与乡村治理,民治与官治,乡土社会的昨天、今天与明天等等,是曾经的问题,似乎也是今天的问题,甚至也是明天的问题。改编是对一部优秀作品精神和内涵的一次再激活和最大可能的再发挥,电视剧《白鹿原》的改编就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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